第十六章史前酒讯   古《中卫县志·香山三蓬记》载:香山“其草实之可食者有三:惟绵蓬为最,水蓬次之,沙蓬又次之……(绵蓬)岁熟,人或取绵蓬和粟酿酒,可备吉凶礼,谓之绵蓬酒。”中卫香山以草木果实酿造出来的酒,可做为庆典与祭祀用酒。香山以草木果实酿酒,此为原始社会酿酒之遗俗。   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以采集和狩猎为生,水果、野兽是他们的自然食物。水果中含有葡萄糖、果糖等成分,果皮上常附有酵母,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果汁就会发酵成酒。动物的乳汁中含有乳糖,经酵母发酵,极易成酒。新石器时代,有了原始农业、陶器,人们吃剩的谷物熟饭亦可发霉产生天然曲蘖,与水混合,即可发酵成酒。   《山海经》崇吾之山、小华之山、虖勺之山、余峨之山、东始之山、历石之山、暴山、尧山、柴桑之山、荣余之山等大山都生长着枸杞(芑)。《山海经》说东始之山上的枸杞子“其汁如血”,可以调养良马。这说明原始社会人类已经在研究食用枸杞。   《山海经》西次三经之首的崇吾之山,据谭其骧、郭郛先生考证,崇吾之山即今宁夏中卫香山。《西山经》载:崇吾之山“有木焉,员叶而白柎,赤华而黑理,其实如枳,食之宜子孙”。全世界枸杞属植物约有100种,仅李时珍《本草纲目》就载有枸杞的三个品种:一是“叶如石榴叶而软薄堪食,俗呼为甜菜。其茎干高三五尺,作丛。六月、七月生小红紫花。随便结红实,形微长如枣核。其根名地骨(据宋代苏颂《图经本草》)。”二是“今陕之兰州、灵州、九原以西枸杞,并是大树,其叶厚根粗。河西及甘州者,其子圆如樱桃,暴干紧小少核,干亦红润甘美,味如葡萄,可作果食,异于他处者(据明代李时珍说)”。三是“陕西极边生者高丈余,大可作柱。叶长数寸,无刺。根皮如厚朴(据沈括《梦溪笔谈》)”。据今人的研究,枸杞有红、黄、黑三种,作为枸杞子的原植物有3种,即宁夏枸杞Lycum bar6anum L.、枸杞Lycumchnense M11与新疆黑果枸杞Lycum dasystemum Ph6ak.。崇吾之山的这种果木“食之宜子孙”的药理与《本草纲目》所载枸杞相同,应为枸杞属植物。据此,崇吾之山(中卫香山)的果木是宁枸夏最早见于古代文献记载的原生枸杞。   历史上,宁夏中卫香山普遍生长着野生枸杞,山是野生枸杞的原生地之一。从《山海经》将枸杞子的液汁比喻为人的“血液(其汁如血)”,对枸杞的营养药理作用就有了认识,枸杞子的红色液汁与人的血液的相似性,从而认为枸杞子的功效对调养马的性命有良好作用。实质上,比法,是一种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探索,这是中药药象学的最早文献记载。因此,不排除在原始社会枸杞子就已被酿成果酒作为药用了。   酒见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很早。   《淮南子》说:“清盎之美,始于耒耜”。所谓“始于耒耜”,即酿酒始于神农氏时代。   《神农本草经·卷一·上经》记载:“枸杞味苦寒。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御览作耐老)”。《神农本草经·卷三》载:“药性有宜酒渍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本草拾遗》载:“酒本功外,杀百邪,去恶气,通血脉,厚肠胃,润皮肤,散冷气,消忧发怒,宣言畅意。”枸杞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药材的“上品”,“酒渍”枸杞应是酿造枸杞酒的早期方法之一。   据清代著名经史学家、考据学家孙星衍考证,关于《神农本草经》一书,在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手书《神农本草经》之前,“神农、黄帝、岐伯、雷公、扁鹊,各有成书,魏吴普见之”。   《本草衍义》载:酒,《吕氏春秋》曰:仪狄造酒,《战国策》曰:帝女仪狄造酒,进之于禹。然《本草》中已著酒名,信非仪狄明矣。又读《素问》,首言以妄为常,以酒为浆,如此,则酒自黄帝始,非仪狄也。   《黄帝内经》载:“酒者,……熟谷之液也”。“黄帝问曰: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对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则完,稻薪则坚”。《黄帝内经》中还有“左角发酒”治尸厥,“醪酒”治经络不通,病生不仁,“鸡矢酒”治臌胀的记载。   《黄帝内经·素问》称:“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以为备耳”,还说:“其色见浅者,汤液主治,十日已;其见深者,必齐之主治,二十一日已;其见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   《黄帝内传》载:王母会帝于嵩山,饮帝以护神养气金液流晖之酒,又有延洪寿光之酒。   汉代孔鲋《孔丛子》载:“昔有遗谚,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百榼,古之贤圣,无不能饮,吾子何辞焉。”这就是说,尧舜时代就有酒了。   《抱朴子·外篇》载:盖闻,千钟百觚,尧舜之饮也;唯酒无量,仲尼之能也。   《世本·卷一》载:帝女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   《战国策·魏策》载: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橐,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   《吕氏春秋》载:仪狄作酒醪,变五味。   魏武帝曹操赋诗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谯周《古史考》说:古有醴酪,禹时仪狄作酒。   张华《博物志·逸文》载:杜康作酒。   《尚书,说命》载:若作酒醴,尔唯曲蘖。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说: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尚书·夏书·胤征》载:唯仲康肇位四海,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以上记载中的仪狄、杜康(少康),酿酒的代表性人物。这些记载说明,时代。但是,过去一直认为,上述古书所载,难以为据。   中国古文献记载的夏禹时代发明酿酒到底是传说,还是信史?中国酿酒产生于夏禹时代能否得到考古证据的验证?   1979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东莒县陵阴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了距今五千年的成套酿酒器具,为揭开当时的酿酒技术之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这套酿酒器具包括煮料用的陶鼎,发酵用的大口尊,滤酒用的漏缸,贮酒用的陶瓮,同处还发现了饮酒器具,如单耳杯,觯形杯,高柄杯等,共计100余件。据考古人员分析,墓主生前可能是一职业酿酒者(王树明:《中国烹饪·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酿酒》1987年第9期)。   2004年,中国科技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专家在对河南贾湖遗址发掘的陶器进行分析时,找到了我国目前存在最早的酒的证据。此项研究结果刊登在12月6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这一发现将中国酿酒史推前近4000年,世界酿酒史推前1000多年。   河南省舞阳县的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至7000年,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1984年以来,主持贾湖历次发掘的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张居中教授,带领中国考古学家在遗址中发掘出大批留有一些沉淀物的陶片。为弄清这些沉淀物的真相,考古人员从1999年开始,将少量陶片样品提供给美方专家化验。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化学家PatrickE.McGovern等专家采用气相色谱、液相色谱、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稳定同位素等分析方法,对附有沉淀物的陶片进行了一系列化学分析。结果显示,陶片沉淀物含有酒类挥发后的酒石酸。陶片上残留物的化学成分与现代稻米、米酒、葡萄酒、蜂蜡、葡萄丹宁酸以及一些古代和现代草药所含的某些化学成分相同,还包含山楂的化学成分。   对这些分析结果的直接解释是,陶器盛放过以稻米、蜂蜜和水果为原料混和发酵而成的饮料。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人就开始饮用发酵饮料,并可能在世界上最早酿制葡萄酒(记者陈敬农、通讯员蓝万里、胡胜友:《人类酿酒文明起源前推1000年我国为全球最》《科技日报》2004年12月17日)。   晋代江统在《酒诰》中说:“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又云杜康。有饭不尽,委馀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江统的所谓“肇自上皇”,就是说中国酿酒起源于“三皇(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时代的伏羲氏。《黄帝内经》已有黄帝与医家歧伯讨论“汤液醪醴(醪醴即酒液)”的记载,《神农本草》又肯定神农时代就有了酒。考古出土的酒具、酒液证实,中国酿酒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时代,远早干仪狄、杜康所代表的夏禹时代。所以,传说或文献记载的仪狄、杜康造酒时代并不是中国酿酒产生时代之上限。   贾湖遗址出土陶器盛放过以稻米、蜂蜜和水果为原料混和发酵而成的饮料。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化学家研究,“陶片上残留物的化学成分与现代稻米、米酒、葡萄酒、蜂蜡、葡萄丹宁酸以及一些古代和现代草药所含的某些化学成分相同,枸还包含山楂的化学成分”。   考古资料表明,中期。贾湖遗址陶器酒沉淀物,豆、黑陶杯、高柄陶酒杯、滤酒缸,瓮、尖底瓶、细颈壶,龙山遗址出土的尊、证明。   枸杞是华夏大地上在原始社会就见于文献记载的食用、用果品,依葡萄在距今约9000年至7000年前即已成为酿酒果品的考古证据推测,枸杞子做为酿酒果品不会晚于葡萄,亦当在新石器时代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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