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韩   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专辑人物部分,那淡淡的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悠悠的渗出文字以外的哀伤,让我想到了老韩这个名字。   老韩之于我其实是朦胧的。他的面容,他的衣服,他的神态,在我的印象里,极像是站在蒙古包外面看包内站在阴影里的人,是一个大体的轮廓,但包内只有他一个人,站在阴暗处。故而这暗处的轮廓便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当然帮我久久地记住了老韩这个名字的还有一个物件,一个老韩出入我家几十次常斜挂在肩上的木箱子,一个比乡村赤脚医生的药箱大一倍,能装二三十个油饼的,形装怪异的木箱子。老韩出入我家的时间跨度前后不到两年,但他的这个箱子在我家存放了二三十年。素有睹物思人一说,我想老韩给我的影响,就是由这个木箱子加深的。   老韩第一次出现在我家是1962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天刚擦黑,正屋的门是大开的,从学校回来我进去放书包。一转身靠窗户的炕沿边一个黑影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借着窗户纸透进的光我看到了一张脸,一张比常人要黑许多,长着络腮胡子有些不太干净的脸。嘴里叼着一支喇叭烟,一明一灭地咝咝地燃着,他的手里似乎还在卷着另一支喇叭。我迟疑了片刻没吭气,黑影向我瞅了一眼继续抽他的烟。我走出门,伙房里亮着一盏煤油灯,飘出淡淡的香味。父亲和母亲正在锅上炸着油饼,好像还在轻声地嘀咕着什么。我在门口站了一会,他们并不理我,继续手中的活计,继续商量着什么,显得十分神秘。我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觉出有些不对劲,两个屋又都不能进,便到羊圈边呆了一会,看那只母羊吃草。不过年不过节的,咋炸上了油饼了呢?我家的日子还没到那个份上。   伙房的煤油灯移到了正房里,我跟着进了屋。父亲手托着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母亲正在往一个木箱子里装着刚炸出锅的油饼,口里念着数,一对,两对……黑脸络腮胡子的人瞪大了眼睛,盯着装入木箱的油饼,这个木箱子的样子很古怪,极像是前后各削掉了鼓出部分的大苹果。我家没有这样的物件,肯定是黑脸拿来的。母亲数到十对的时候,箱子快满了,母亲停住了手说:先拿二十个吧,你再数数,卖的好了再来拿,其实盆里也只剩五六个了。   父亲先出了院门转了一圈,紧跟着黑脸把装了油饼的箱子斜背在肩上,然后穿上一件半长的深蓝色旧大衣遮住木箱子出了院门,消失在夜色中,剩下的几个油饼一家人匀着吃了两天。其实母亲并没舍得吃。我便对背走我家油饼的那个黑影生出怨恨,虽然我已猜出了事情的大概。   大约一周后,父亲从镇上回来,拿出三块钱交到母亲手上,说是老韩卖油饼的钱。那天母亲才告诉我事情的全部。说那个人叫老韩,住在镇上以卖甜水为生,人家看我们可怜,想帮我们,才商量出了合伙卖油饼的生意。一个油饼卖两毛钱,给我们一毛五分,人家挣五分钱。我知道父母的难心。那年月农村人没有来钱的路,虽说也基本上不花什么钱,可买煤油、买盐、买针线,再扯几尺布,总是要一点钱的。再过一年多我就要上中学了,父母便动开了脑筋。那年月农村人是不容许上街卖东西的,便想出了这样一个法子。   往后的日子,这个叫老韩的人每隔十头八天便到我家一趟,仍旧背着那个木箱子,空空的来,重重的去。仍旧选在傍晚时分。所不同的是,慢慢地他要等吃上一碗饭再走,有时候要在家坐上好长的时间。我心里便更加不快。就一盏煤油灯,影响了我做作业的时间,再说,一碗饭在那年月也是极金贵的。父亲告诉我,老韩其实也很可怜,没儿女没老婆,虽说是个城里人,日子比我们也好不了多少。母亲是极疼爱我的,看出了我的不快,便找个借口往老韩那里送油饼。可每次母亲提着伪装了半天的竹筐子出村子的时候,总是前后瞧瞧,生怕被人识破,到了镇上又要观察再三才敢进老韩的屋子。极像电影里做地下工作的交通员一样。听着母亲跟父亲诉说艰难,我告诉母亲还是让老韩来我们家吧。母亲夸奖我懂事,遂不再做往街上送油饼那种让她很为难的事了。老韩又照例来我家了,挎着那个木箱子,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   我的家离镇上只有二里路,我就在镇上读小学。出于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年夏天,我进行了一番侦察。每天中午放学我都要多绕一截路,多转一条巷子,想看看这个老韩白天是个什么样子。镇子不大,只用四天时间我就找到了老韩的住处。在镇西头的一条巷口,一间门楣破旧的屋门口摆着用罐头瓶子装的几瓶粉红色的甜水。一个黑脸络腮胡子的老年男人坐在门里的幽暗处,我一眼认出是老韩。虽然屋子的墙壁是近似于黑的,光线也很暗,但他抽烟的姿势,坐着的神态是我熟悉的。屋里的陈设很简陋,一铺炕,一个锅台,一张条桌。条桌上放着那个古怪的木头箱子。就在这时一位老年妇女跨进了他的门槛。老韩立起身打开木箱子拿出两个油饼塞到妇女手上,交钱走人。一切做得神秘、利索。我是站在门口侧面约两米远的一根电线杆子后窥视这一切的。我的行动并没有引起老韩的注意,而我幼小的心灵却被重重地刺痛了。天气还不算热,摆在门口玻璃瓶里粉红色的甜水仅仅是个道具,而真正的生意则是卖油饼。我纳闷,城里人是可以公开做生意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偷偷摸摸呢?后来我慢慢知道,公家对他有个数量限制,卖多了算是投机倒把。为老韩提供油饼的不只是我们一家,我便为老韩的不易有些同情和担忧。像到我们家一样,到三五家或者七八家里,偷偷摸摸地贩回油饼,再神神秘秘地卖掉。原来他每个油饼上赚的五分钱也是那么的不易。城里的老男人,无依无靠的老男人日子过得也是如此的寒酸,我开始谴责自己的自私和小心眼,同情起了老韩。许多年之后,每当想起老韩到我家取油饼和他卖油饼那神秘的样子,我都为他凄苦的人生痛心,也为那年月那样不通人性和人情的政策而痛惜。农村人为了搞几个盐巴针线钱,城里孤独老人为了赚几个生存钱,竟然上演着那种对暗号、秘密接头近似于地下工作的把戏。滑稽的可笑又难以笑出的酸涩的把戏。像这样的情节,说给现在的人听,是没有人会相信的,可那时候比这更离奇、可笑的事还很多很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幸亏那种不可理喻的政策维持了仅仅一年多一些的时间,要不然怎么得了。   老韩最后一次到我家是1964年的春天。政策已经松动的那个春天。也是一个傍晚,同样斜挎着那个古怪的箱子,他是来送箱子的。说最近的两次卖油饼的钱他花了,没钱给我们,要放下那个箱子。父母没说什么,留老韩吃饭,他说啥也不,放下箱子匆匆地消失在黑夜里。我更疑惑,政策松动了,老韩和农村人都可以光明正大做生意了,可老韩为啥说生意做不成了呢?父亲说,能自己卖谁还赔着钱让他卖呢?没想到,政策松动了,老韩面对的却是打击,和农村人的油饼生意也做不成了。他能做什么呢?他转回头消失在黑夜里的那一刻肯定是十分沮丧的,那张脸肯定是更黑了。一个孤独的老男人,今后的日子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一个孤独、模糊的影子在我的眼前淡出了,但那个古怪的箱子留存着我对老韩的记忆。有一年我突然问起,母亲说早死了。不卖油饼后不到三年就死了,是公家出钱买的棺材,请人抬埋的。我在想,如果老韩有一个老伴照料他的生活,他能是那样一副脏兮兮的样子吗?如果老韩能像现在的孤寡老人进敬老院,他会早早地死去吗?看来,一个人的生存状况和他生活的时代是息息相关的。那个年代的老韩只能是老韩那个样子了,人是无法超越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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