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卡   在吴忠城内我先后学习、工作、生活了三十年。经历全城设卡戒严有两次。一次是1997年,一次是1967年。写下这个题目之前,我还真没计算过,历史竟有如此的巧合,两次设卡,整整相隔了三十年。1997年5月22日那次戒严,我是组织者、指挥者,也是实施者。是代表政府实施对犯罪嫌疑人的抓捕。从5月2日西环路一仓库门卫被杀。二十天内,吴忠、青铜峡、中宁、甘肃西峰市接连发生枪杀案,被杀无辜群众十二名。经并案侦查分析,作案手段极其相似。罪犯的残忍引起了城内百姓极大的慌恐,天一黑街上车不敢跑生意,人不敢走路。作为分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长,我处在极度不安之中。在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之后,向市委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并与公安局长一起立下了军令状,如近期不能破案,引咎辞职。   5月22日晚8点,一声令下,全城通向外界的二十二个路口全部设卡戒严,只留秦渠一处设暗哨。六百多名公检法干警、武警、机关干部分十几个组,各组配备公安武警各两名,荷枪实弹,分片拉网大搜捕。其戒备之森严,气氛之紧张,参战者神态之神圣,超过了影视作品所有的镜头。晚10点50分,罪犯在秦渠桥下段被抓获。连夜审讯,罪犯供认共杀十三人,均系他一人所为。案件成功告破,作为战役的直接指挥者,我心头的石头落了地。能为老百姓的安全,指挥如此大的战役甚感欣慰,同时也想到了1967年7月那次的全城戒严。   城内武斗接连升级,各派势力在武斗中死亡人数已达8人。城区东南西北各个路口已被挖断,放倒的大树成了障碍,我所属的那一派组织坚守的几栋楼房已成孤楼。母亲在乡下听说困在楼上的学生已一个个被另一派逮捕关押。母亲赶到城里住在一个亲戚家,每天上楼一趟,哭哭啼啼要我回家。我们的头头早就有让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下楼逃生的意思。原因很简单,我们年龄小,真正有了战斗起不了多大作用,再说楼上的粮食蔬菜供应已十分紧张,巴不得我走。怎奈我们这帮初二、初一,十四五岁的孩子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死去的战友报仇的决心和革命精神太大,便不好硬劝,加之城市已被封锁,也怕出不去。母亲来找,人家便下了命令。无奈,我只好劝母亲先回。第三天下午我下楼了。我的家在金积,过去往返学校都是从南门中华桥出城。我走到南门,桥南公路已挖了一米多宽的壕沟,而且有七八个人把守,盘查极严。我只好退了回来往西门走。那时西门也只有通往早元乡的一条路。离桥头约二十米的地方我停下蹲在一棵树下观察动静。桥上有四人把守,一根两人能挪动的木杆子横在桥面上。过路者须经盘查和搜身之后方可通过。就在我认为危险不大,装作没事人向桥面迈动步子,准备混过去的时候,一位从西面来准备进城的中年妇女被他们连推带搡抓了起来,硬说她筐子里提的茭瓜是给楼上的造反派送的。乘他们忙乱之机,我赶紧往南顺着渠一阵急走。那时的西门渠还很宽,渠两边是庄稼地,我试图从渠里趟水过去,可试了两次都没成功,无奈,我又返回西门桥头,蹲在远处寻找过桥的机会。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乘其中两个盘查认真而且凶巴巴的人离开的机会走上了桥头。干啥的?放驴的。进城干啥?我妈住院,看我妈去了。那一派的?没派。哪里人?秦渠的。我不敢说是学生,他们要抓的就是学生。也不敢说是金积的,他们知道金积人和他们不是一派的多。看我说得老实而且脚上的鞋沾满了泥。在我身上、腰上搜了一阵后,把我放行了。我浑身出了冷汗,真怕他们让我脱鞋。写着我所在组织的红袖章我藏在鞋里面。走出他们的视线之后,我一阵狂奔,跑到秦渠上,摸黑回到了家。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在那个年月,为了出城,竟然把过去在电影上看到的所有知识几乎全部用上了。许多年之后,每每想起1967年那个夏天出城的经历,我都觉得十分好笑。想想那设卡的阵势,盘查者问话的语气、神态,完完全全是从电影上日伪军那儿搬来的。我不禁感叹,历史的相似之处,除了巧合,更多的,谁说不是文化、文学艺术的影响力呢?   两次设卡,历经三十年,由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到有组织的抓捕罪犯,由不懂多少道理,跟着起哄的青年学生,到肩负重任的国家干部,我经历了惊心动魄,演绎了曲折离奇,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作为故事,告知今天的人们,是否能多一些反思呢?   我不知道“文革”中挖断道路,放倒大树设卡的人们,今天还有几个活在世上。他们如果能看到我的这篇文章,会作怎样的感慨呢?当年盘问搜查了我的那两位农民如果活着,也该有八十岁了,他们还记得当初的荒唐与可笑吗?设卡的时间竟然长达九个月。一个国家到了无政府状态,那将是多么可怕呀!   我清楚地记得1997年5月22日晚,当我在电视上接受记者采访,宣布杀人案告破的时刻,城内响起的鞭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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