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   去年10月,陪外省社科联的同志游览西部影视城,在一个留存的电影外景地,有两位三十多岁的同志对两件道具发生了兴趣。一件纸糊的高帽子,一件是一块铁牌子。他们分别戴在了头上和脖子上,弯下腰做出受审的样子,要求同伴为他们拍照,引来游客一片喧闹。他们自然是觉得好玩。算算他们的年龄,这两件道具在那个年代,玷污人的尊严,戕害人的体格的时候,他们也许只有两三岁,或许还没有出生。对上述道具的了解,也仅仅是文艺作品给他们的影响。可是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却有着切肤之痛。虽然那时尚小,我的亲人也没有受过那样的折磨,可是我见过那种叫人发怵,叫人惊心的场面。承载着历史沧桑的高帽子、铁牌子啊,新中国成立前,曾是翻身的农民、工人对付地主老财不法资本家的物件,在“文革”中却让太多的人历经了太多的苦难。   “文革”开始才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鸣大放便如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到了小小的吴忠县城,那时信息的传递还仅仅是电台和报纸,及各种颜色纸油印的传单。就那样,上一周北京上海作什么,下一周银川吴忠就能作什么。如果有了当今电视互联网这样的传媒手段,那还了得。在吴忠中学,先是给校长、教务主任、教研组长这一级别的人戴高帽子、铁牌子,后来又轮到了班主任这一级。大概是1966年入秋的时候,全县文教系统的那次批斗会,一下子拉上去了几十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臭老九,”甚至还有“叛徒、特务,”反正什么罪名难听就安什么罪名,白纸糊的高帽子足有三尺高,白纸贴住的破纸板足有40×60公分那样大,上面用黑字写着罪名和姓名。白花花跪了一台子。声嘶力竭的揭发批判,捕风捉影的人身攻击,震耳欲聋的打倒之类的口号,一开四五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弯腰与下跪。可怜的老师们,哪里受过如此奇耻大辱。然而不许申辩,不许抗拒。会议中间下起了大雨,但批斗会并不能停止。有的人晕倒在了台子上,拉起来接着斗。会议的组织者还振振有词,为革命哪怕风雨狂。   有年轻人曾问我,给一个老师定一个罪名,凭什么?谁批准?我回答,要什么根据,没人批准。几个胆大一些的学生聚在一起,一嘀咕就成了。他们也翻档案,也搞外调,那只能是样子,一切全靠想象和捏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谁敢不服气,他们就给你唱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有人问我,幸亏你年龄小,只是一个起哄者,若是年龄再大几岁,你会是个什么角色?我回答:积极参与者是肯定的,但我决不会做出大打出手的卑劣行径。我告诉了他们发生在我们班的事情。   运动开始不久,班里几个领头者开始欺侮几个出身不好的女同学。还扬言要开一个批斗黑五类子女会,让她们揭发自己家庭的罪恶史,我们几个班干部坚决抵制没开成。一天下午他们通知要开班主任老师的批斗会,我们几个明白,不参加是不行了,用当时的话说,有一个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批斗会是在大榆树下召开的,全班四十多名同学都来了。大约不到十分钟,按他们的要求,老师正解释为什么批评张三李四的时候,一个男同学突然跳上了桌子说,老师不老实,在反抗,把高帽子拿上来。一个柳条编制的大约三尺长的高帽子戴在了老师头上。看老师难受的样子,足有二十斤重。我看不下去了,大喊:哪有这样欺侮人的!拿掉!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年龄大力气大的马姓男同学上去拿掉的。紧接着,保皇派的骂声对着我们来了,批斗会不了了之。公正地说,在“文革”中所有的人做的所有荒唐事,都是受大环境影响的。这也正是绝大多数受害者后来可以不计前嫌的基本原因。但我始终认为,大人也好,孩子也罢,在没有任何外力压迫下,能做出极端坏事者,总是由其内在的不健康意识所决定的。   我见到的最重的铁牌子是在青铜峡水电工程局的篮球场上。我本来是到那里的集市去卖菜的,想找个地方方便一下,谁知转来转去,经过热闹的街道,在离青铜峡水利枢纽大坝下不远的地方,看到了这一幕。一个三十多岁戴着红袖章的壮汉,腮帮子鼓得圆圆的,大声地吹着哨子,二十几个穿劳动布工作服的人,人人胸前挂着一个大铁牌子,弯着腰,密密地站成一排,合着哨音的拍节从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走到东头。由于站得太挤,每次向后转的时候,铁牌子都相互撞击着,发出咣咣当当的声音,看那钢板的厚度,足有二三十斤重。吊着钢板的粗铅丝把人的脖子磨出许多红印印。炎炎的大太阳炙热地烤在他们的脊背上。他们的背全湿了,人走过去,球场上落下许多汗珠子。他们弯着腰,低着头,还要左右余光看着必须走整齐,稍有不慎,屁股上便会被踢上一脚。看他们的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这是惨无人道的折磨呀。我多么盼望壮汉的哨子停下来,可他却越吹越有劲。哨音不停,走步伐的人就不能停歇。从牌子上写的走资派、反动权威等内容,大体能猜出他们的身份,基本上是工程局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都在里面了。真是莫大的讽刺。这些在黄河上建起了第二个水力发电工程的专家们,竟在他们为中国的水电事业建造的里程碑式的宏大工程就要开始发电的时刻,却要在大坝的下面饱受如此折磨。谁之罪、谁之错?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高帽子、铁牌子象肆虐的风暴,从学校刮到了工厂,从工厂刮到了党政机关。几乎所有支撑这个社会的体制统统都要被砸碎,几乎所有管一些事的负责同志,都要以身尝试它侮辱人格,践踏尊严的厉害,而掌握这风暴权柄的竟是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们。他们像得了魔症一般,疯狂地蹿上跳下,对他们的恩师,对他们的父辈,施以非人的折磨。借用一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   久远了,那标志着一个疯狂年代的高帽子、铁牌子已成了历史文物和影视道具,久久地尘封了。那曾揉碎过多少心灵的撞击声,还在历史的天空中回响。让涂炭生灵者心惊,让续写历史者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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