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像章   翻出拍摄于1977年初的一张老照片,我不禁哑然失笑。这是一张全家福,父亲、母亲、两个妹妹,妻子和我,六个人每人胸前佩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两个妹妹还人手一本红宝书。这张照片是我家照的第一张彩色照片。面对这张留存着强烈时代特征的照片,我又一次体会了“随波逐流”的深切含义。在天灾面前,人是渺小的,顷刻间山崩地裂,房屋倒塌,是死去还是活着,完全由不得你自己,完全看那一瞬间你个人的机缘。可是人祸面前,巨大的历史贯性面前,谁又能够免俗呢?十年“文革”,被史学家们称为人为的灾难。在这长达十年之久的人祸面前,千奇百怪、光怪陆离的不幸事件出了许多许多,能逆这种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微乎其微,仅就佩戴毛主席像章这一件事,影响之深远,疯狂之旷日持久,也足以叫人瞠目。有人曾说过一句笑话,说除四害那会儿,全民动员,全国动员,麻雀落到哪儿都会有人敲锣打鼓驱赶。等麻雀全部消灭的那一天,人们发现真正打死的并不多,而绝大部分是被驱赶的没地方落下,长时间飞行累死掉在地上的。足见人若是疯狂起来,那真是雀无立锥之地势不可挡的。   我倒不认为佩戴一枚领袖的像章,就一定有什么不好。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没有毛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也是一位功勋卓著的伟人。处于对领袖的敬仰,佩戴一枚伟人的像章本也无可厚非。我讨厌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对佩戴像章、拿红宝书一类做法的歪曲和丑化,可是凡事把握不住度,搞得过于夸张和疯狂,是需要认真反思的。   我获得的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是1966年8月,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发的。当我佩戴在胸前的那一刻,确实有无比激动、无限幸福和荣光的感觉。回到吴忠后,经不住一位同学的哀求,我送给了他。很多人不解,说那很重要,有纪念意义的像章咋好送人呢?我说,让他分享幸福吧!我的第二枚像章是1966年10月,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时发的,当时就下决心,这枚像章一定要留下,无论谁要都不能给。可是我又一次失败了。   那是由北京返回,在兰州至青铜峡的火车上,一位老乘警看到了我胸前佩戴的像章。主动与我搭讪,让我给他讲见到毛主席的情景。讲到毛主席红光满面,坐着敞篷车来到人山人海的西郊机场,向我们挥手致意的时候,他的眼眶里涌满了泪水,竟像是他也见到了伟大领袖一般。也许是为了稳定一下情绪,他盯着我胸前的像章静默了一会,起身走了。可是一会儿他提着一把水壶拿着一个杯子又来了。那时候,火车上已取消了为乘客送水的服务项目,我感到有些不妙。他为我倒了一杯水之后讲他的身世,讲他如何在铁路上干了二十多年,从东北转战到兰州铁路局,讲他的父母如何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讲他们一家如何爱戴毛主席,最后提出了要求,要我把毛主席像章送给他。我自然不能答应,谈话没法进行下去,他起身忙工作去了。可是不久他又来了,虽不再直接提像章的事,可我明白,他说话的全部目的是为了要那枚像章,就这样,一个四十多岁的铁路职工为了讨得一枚像章,来了去,去了又来,在我从兰州到青铜峡的火车旅途中,他在我面前坐了足有四个小时。我的抵抗力彻底崩溃了。在青铜峡站下车前我把像章给了他。一位老铁路职工,为了一枚像章痴迷执著到了那种程度,我只能选择退让。   许多年之后,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那样执著地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要一枚像章呢?是真心的热爱,这一点我看出来了。但冷静思考,是一种氛围,是一种潮流,一种疯狂。而由这种近似于宗教式的顶礼膜拜引伸的另一种疯狂更是演绎出了许多啼笑皆非的故事。   1968年10月,我以回乡青年的身份,领了五十元的安家费正式回乡了。正值全国兴起向毛主席老人家早请示、晚汇报的热潮。生产队正愁没有人领着干这件事,生产队长便郑重其事地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因为我是我们生产队唯一一个中学生。上工前到队部,下工后在地头,人手一本红宝书,人人胸前一枚毛主席像章。到那一年毛主席像章到处都有卖的,而且多大的都有。我不知道那位跟我讨像章的铁路工人后来是否有过后悔感。反正能买到像章之后,我两次被人要走像章的一点点遗憾一扫而光。   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是神圣的。我先读一段毛主席语录,完了大家把红宝书举了起来,一起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队上的农民大部分不识字,可他们说这句祝词却特别整齐。我做得认真,每天晚上都要把第二天要学的语录准备好。他们听得也虔诚,半年下来,队里很多人竟能用语录中的话开玩笑或者鼓励人批评人了。真是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啊!   下地干活要揣一本红宝书,总是有些不方便,于是有人又发明了红书包,刚好装一本红宝书的红布做的小书包。上面用金丝线绣一个忠字图案,一条红带子,斜挂在肩上。做到了革命生产两不误。想想看,黑色的棉裤棉袄,斜挂一个巴掌大的红书包,站在地头又是挖田,又是撒粪,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可那年月,没人说这不好。而且妇女们乐此不疲地,比赛针线活一般,一家比一家做得漂亮。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敲锣打鼓接最高指示。村村设有高音喇叭,值机员要二十四小时保证收音机不停,听最高指示发布的消息。只要一听到要发布,马上拧开大喇叭,让大家站在村头听,而且无论是白天黑夜,都必须做到随有随听,传达不过夜。我们生产队长为了表现他的不折不扣,把耍狮子的锣鼓放在我家,每次听完最高指示都要我猛敲一阵表示祝贺。我们村的值机员识字不多,有一天夜里三点钟起床解手,他拧了一下波段开关,忽听有最高指示播出,赶紧接通了大高音喇叭,把全村的人搅了起来。仔细一听,是晚上八点钟刚庆贺迎接过的,是电台在重播。   过去了,那个疯狂的年代不会再来了。负责宣传工作之后,想想那些可笑的事,我愈感到中央关于“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宣传工作方针,太重要、太重要了。一个社会,宣扬什么,崇尚什么,必须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倘若偏离了轨道、污染了人的精神世界,那将比瘟疫还可怕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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