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底线   是个炎热的夏季,坐在那里不干活都淌汗的日子。政府大院静悄悄的,大部分干部都下乡去了,大门两边花池子里,夺目鲜艳的月季花倦怠地低垂着脑袋,些许热风在院子上空飘荡着。偶尔响起几声知了的鸣叫:热死了、热死了。   从教育局参加完一个短会回来,大约是下午三点半的光景,进了大院经过花池的时候,看到市委书记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就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一个大汉跑到前面拽住了市委书记的领口。事情来得突然,我和书记都毫无防备。我紧跑几步拉开了大汉的手,“干啥,干啥,你拉我干啥?”大汉吼着。我认得他,是一个老上访户。“你这是干啥?”我大声呵斥。“我找书记解决问题!关你什么事!”他在撒野。这是一个典型的无赖,他原是市建筑公司的一名职工,因偷盗公司的建筑材料,受过处理。1964年被遣送回老家,在老家不务正业,与妻子离了婚。1984年后又返回吴忠,单身一人靠拣垃圾为生,不断上访要求恢复公职。相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政策不允许恢复公职,比照有关政策每月给发生活费。从五十元到八十元,从八十元到一百二十元,他还是不停地闹,我接待他已经无数次了。他有时候还能讲点道理,蛮劲上来就胡闹,但发展到揪市委书记的领子是第一次。他撒着野又向书记扑了过去,我一步跨在书记的前面,就在他靠近的当口,伸出拳头,美美地砸在他的前胸,他倒趔趄着退了几步后躺在了花池子边上。在这里要说明几句,那家伙高个,膀大腰圆,足有八十公斤,那一年五十岁刚过,还是身强力壮的。论打架我不一定能打过他,只是他一点没防备。在他的眼里,我们当干部就该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是气不过这家伙,也太欺侮人了。我们没欠下谁的骂和打。我没料到他会那样不识相,他更没想到我会真动手。躺在那里愣了三四秒钟,一边往起翻一边喊“市长打人了!市长打人了!”喊着抡着拳向我警惕地走了过来:“你市长还敢打人!”我也抡起双拳:“这阵子我不是市长,你上来。再上来我还打你!”说心里话,那几年有些上访户闹得实在过了头。我承认,政府工作有缺点,是该接受人民的监督,可是也不能把牛奶倒在政府大楼的楼道里,把死人抬到政府大楼的门厅里,为淌水,逼着市领导坐上他们的手扶上现场。你就是欺侮哪一户人家,也不能无礼到如此地步。政府没了权威,我们当干部的不能连做人的尊严也没有了。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他如果真上来,我是真豁出去了,市长不当也行。出人意料的是,那家伙到了我跟前嘴一咧笑了:“魏市长你还真气了,咱们是老朋友了。”或许是挨了那一拳不知我的深浅,那家伙软了下来。我赶快借坡下驴,拉着他上了我的办公室。递上烟,倒上茶,开始教训他。他是个典型的欺软怕硬的家伙。他没敢再提我打他的事。我严正地告诉他,如果再胡闹叫公安拘留他,他一个劲地跟我套近乎,临走把我桌上 的半包烟提在手里,边出门边说:“魏市长给的烟,咱抽上!”大咧咧地出了政府大院。   我打上访户这件事在政府大院里引起了很大反响。有的说我是为了在书记面前捞表现;有的说无论有多少理由,打上访户是错误;但大多数人认为,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人碰到那种情况,都该那样做。因为一个时期,许多部门的同志让上访户整得实在没办法,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的办公秩序。在县以下干过的领导干部们说起信访,人人都会有很多苦水要吐。早些年信访条例还没有出台,如何对待不讲理的老上访户,实在是没有好办法。我在县级政府办当了六年副主任,一位老上访户有三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一上班他就来。找市长,市长让他找我。他就睡在我办公室的床上。他竟然跟我说待在家里心慌,来你们这里有水喝,有烟抽。碰到类似情形,碰到哪一位领导手上,如何处置,只能凭个人的感觉了。但是有一条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不能躲,不能推,不能拖,要敢于面对。尤其是副职领导,要主动地为正职领导分忧。其次,任何上访人员,无论你有天大的理由,对政府的干部必须给予起码的人格尊重,如果过了这个线就不能让,哪怕是犯错误也不能由着他们胡来,否则还哪里有权威和威信可言,又怎样去行使为人民服务的职责。我是这样认识的,也一直这样在做。可是回过头去看,从保护自身的角度看,我还是一个吃亏者。倒不是上访户对我实施报复行为。而是圈子里的人不舒服,没法子,我就是这样的秉性。   履痕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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