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要借牛款   在我接待的上访者中,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本来是个农民,但看上去更像个商人,三十来岁,穿着讲究,能说会道。上访的方式也特别,我是在下班的路上被他拦住。我问他为什么不到信访室说,他说,他的问题好说不好听,不便当着别人说。我说:“什么问题搞得那样神秘。”他说,他是来找领导要借牛款的,三年多了,乡上村上县上的领导都曾向他保证过,只要不声张,他的钱一定少不下。他也知道,这个钱不是光彩的事,也没敢声张。可现在答应他的人先后都调走了,再找,找不响了,只能找到了市上。我问他有没有凭据,他掏出了三张已揉得很旧的条子。   我仔细看了看,三张条子的落款分别盖着三个不同村子村委会的公章,还有经手人的签字。条子上面写着借牛的时间、送往的地点、数量、金额,一共是二千六百块钱。我感到条子有很大的可信度,便问他:“这样长的时间了,钱数也不大,为啥不抓紧要,拖到了现在。”他说,主要是人家从来没说不给,只是钱要村上付,村上也确实没钱,就一直拖了下来。现在调走的调走了,村长下台了,他才着了急。“他们弄虚作假,领功受赏,凭啥要我贴钱。”他说着说着有些愤怒。我问:“借牛你不就是受些苦和累怎么还贴了钱。”他苦着脸:“三天时间我一个人咋能把一百多头牛从另一个乡赶十几里路送到地方。雇人要给线,借牛也要给主家钱。一头牛上我才挣得十块钱,你说我不贴了咋的。”   前些年搞奶牛村验收时,我听到过传言,说有的县为了搞假达标,在验收时搞了借牛的把戏。我有些不信,我也曾在一个资料上看到过披露外省这样的事情,没想到这样的事情就在我们这里真的发生过,而且拖到了现在。   看来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真是痼疾,要想根除实在是太难太难。我也参与过类似的造假活动。那是1963年夏收季节,麦子割倒在地里,县上要来估产,队长让社员把很远地块的麦子背到要估产的几块地里。当时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们只是觉得有趣,虽一次只能背一捆,但跑得很欢实。大人们似乎也很兴奋,一次背两三捆,直把要估产的十几块田里背得麦捆子一个挨着一个,好像亩产估得越高越好,没人提出来有啥不对。按说,那时间已经是大跃进浮夸风挨了批判之后了。人们的神经还是那样经不住调动。后来长大成人之后,说到虚夸风,我都为自己孩提时代曾经的荒唐感到可笑。可是谁料到,三四十年过去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个解放牌大卡车拉一个玉米棒子,半截子还露在车槽子外面的荒唐笑话又在养牛产业中滋生了出来。是村长们的虚荣心太强,还是乡长们给的压力太大?是吹牛说大话的人邀功请赏的心思太重,还是我们干部作风中喜欢假大空的官僚主义。认真审视,各种因素都是存在的,明白人稍稍回头看看,有的人不就是靠吹牛放炮,做表面文章一路升迁的吗?   我对这位要借牛款的上访者产生了同情。我批评他:“弄虚作假的事就不该做。”可他说,他平时经常做一些小生意,人缘好,村长们找上了他,他不能不做。再说,这种事跑跑腿,动动嘴,钱来得容易,便想占个便宜。我说:“现在吃亏了吧。”他说:“谁知他们说话不算数呢?其实说句实在话,两千多块钱对我也不是多大的事,要是真喊不响,要不上,就算我尽义务,只是觉得尽的这个义务太没意思,帮了投机分子的忙,心里有些不甘。我今天找领导来,就是要叫市上知道,我们县上好几个奶牛村是假的,我们乡里奶牛的数字也是假的,你们要是真不解决,我也不保这个密了,要到区上去告。”   我只能告诉他,这件事确实不宜张扬,怪丑的,实在非要这两千多块钱,我可以给他们县上有关领导说一说。要借牛款的上访者没有不依不饶,对我有些搪塞意味的话半信半疑。实际上我心里也在作难,这样的信访,给人家县上现任领导又怎样说呢?但愿今后不要再出现类似的事吧。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在某些地方、个别领域,好大喜功、弄虚作假已成为一种瘟疫,明明是一年两载才能见到实效的长线产业,又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换了一个领导,三月半载,作作表面文章,改改统计表报,就打了翻身仗,就改变了面貌。谁信?从骨子里讲,谁也不信。但谁也不愿意说真话,就像皇帝的新衣一般,碍于各种利益关系的需要,大家都点头承诺。真正一个悲字了得。邀功者扶摇直上,到哪一天碰到一个说实话的,所有的亏空就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不做倒霉蛋,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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