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墙的变迁   围墙是财富、权势、地位的象征。围墙是地域、风格、民情的表象。   围墙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波浪式演进,符合人对社会的认知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   围墙的变迁折射着社会演进的经济文化信息。旧中国,广阔农村的大部分农家是没有围墙的。一个村子有围墙者,多者三五户,少则一两户。有围墙者一定是有钱有米的殷实人家,所谓深宅大院是也。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四川大地主刘文财的庄院。围墙围住的是财富,张扬的是地位和权势。北京的紫禁城、张府、范府、××王爷府。新中国成立,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深宅大院的房子多,也是浮财,也需要分隔,围墙自然没有保留的必要。于是,呼啦掂锹、拿镐,刨的刨挖的挖,砸倒的土墙拉到地里作肥用。土打的围墙晒了多年,那是上好的肥料,肥了不少的庄稼。   我曾目睹金积城墙拆去后,附近千亩低产田变成了高产田,三四年不上肥料庄稼还疯长。没了围墙,家家户户房连房,一股风从东刮到西,扫了张家扫李家,扫了李家扫王家,不需翻墙越障。院的概念模糊了。人的信息相通了。这样的村貌持续了十年有余。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君子之风大约也盛行于那个年代。   在我们的村子,突然有一天早晨,人们揉着忪惺的眼睛迈出自家的门槛,发现村庄西头多出半堵墙来。是那种黄土填进去,一层层夯实,就地打起的土墙。仅仅是半堵墙,形不成合围之势,但是大家明白,那是老张家要打围墙了。有好事者便走了过去寒暄。冬天西风太大,打个墙,挡挡风。老张有些不好意思,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发现自家的门前放不住东西了。铁锹锄头之类,一年多丢了好几把,早已有了打个围墙的念头,只是怕人们说闲话,迟迟才动了工。有了开始就有了发展,两三年的工夫,全村子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家,在自家门前分隔出了领地,院子的概念清晰了。围墙的材料五花八门,有土打的,有柳条编的,也有用木棒挡的。大都只有半人高,出口处以柴草之类挡着。那一时期的围墙准确地说,只是个概念和形式。原因很显然,起自于防盗。有了围墙,邻里之间相互串门就多了几步路程。虽然那形式上的围墙是可以跨过去的,但人们还是要尊重主人的意见,既然是墙,跨越总是不礼貌的,要绕到院门进去。仔细想想,与现今日本农村的围墙大体相似,只是日本人的虚拟围墙要讲究得多,均是修剪得十分整齐漂亮的绿篱,看上去既是墙的概念,又有着十分强烈的绿化装饰效果。   这样的围墙在我的家乡维持了十多年之久。几乎是与改革开放的时间同步,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农家小院里要放置的物件多了起来。渐渐地,土围墙起来了,大门也有了一些讲究,有了门楼、有了像样的木板门或铁皮门。这个时间的跨度很短,也就是不到十年。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宁夏的农村大地,砖砌的围墙,高耸的门楼,如雨后春笋般地长出来了。而且大有显摆张扬、攀比之势。这当然和房屋的更新换代密切相关。富裕了,有钱了,房屋盖成了一砖到顶的,围墙再砌成土坯的,不就成了买了马备不起鞍了吗?于是乎,推倒了土坯墙,砌起了红砖墙,一米高变成了两米高。大门换了,两米宽变成了三米宽,预备着往进开汽车呢。门楼的讲究更是各有千秋,彩色图案的釉面砖,飞檐翘角的琉璃瓦,一家比一家鲜艳,一家比一家夺目。小院已经很有些讲究的意思了。   这样大砌围墙之风,究竟是前进还是后退?就农村的发展阶段而言,当然是进步。然而一家家围墙高耸,铁门紧闭的村庄已失去了往日的韵致,农村人竟也像城里人一样,相互之间隔膜了,少有走动了,大有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走势。   而与此相悖的正是这个时期,城里推墙见绿,开墙见绿之风一日盛似一日,三五年的天气,大部分城市的很多单位,围墙没有了。即便是个别非设置围墙不可的单位,也是以铁栅栏代之。绿树鲜花、办公楼一目了然。好一个通透敞亮的世界。这自然是城市的进步。这是城市文明的象征。   那么农村这种意义上的进步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呢?日月是轮回的,那么围墙,尤其是农家小院的围墙还会不会出现从有到无的轮回呢?近年新建的农民新居已作出了示范。   有人叹曰: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回来了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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